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而他们身上的白色药粉更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神秘的白色药粉，就是被称为“疗伤圣药”的云南白药。那个时候它还叫万应百宝丹，是云南人曲焕章发明的。
1935 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截获了一批国民党的物资，其中就有百宝丹。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威信受伤，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沾益城外被敌机炸伤，全靠这批云南白药治好了伤，得以走完长征这条生死之路。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中医药，曾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早在 1913 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就记载了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民间抗疫奇招一：鼠疫克星——“解毒活血汤”
当时，民间中医对抗细菌战疫情的三大抗疫奇招。如第一，民间郎中就是用“解毒活血汤”，去抢救鼠疫患者的生命。
在 1941 年日军在宁波细菌战，宁波鼠疫爆发时，老中医范文虎改良清代名方“解毒活血汤”，也就是用连翘、柴胡、葛根、当归、桃仁、红花等配方，煎煮后熬成大锅汤，健康民众服用为预防，患者加倍剂量。这样，在宁波鄞县姜山镇 300 名服药者中，死亡 47 人（15.6%），未服药者死亡率达 62%，还是颇有效果。
在国民政府卫生署 1946 年编写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在日军细菌战爆发的鼠疫疫情时候，常德城内有三个街区的百姓，坚持引用郎中用金银花、连翘、薄荷、甘草配制熬成的“大锅药”，结果这三个街区的鼠疫感染率仅为 1.2%，远低于全城平均 5.8% 的感染率。
饮用“大锅药”的人群中，即使出现轻微病情，也大多能逐渐康复，死亡率不足 5%，与未饮用者 30% 以上的死亡率相比，堪称“奇迹”。
浙江义务老中医楼樟法熬制的“大锅药”不仅供应本村，还通过商贩传递到周边村镇。当时，饮用“大锅药”的 12 个村庄，鼠疫死亡人数总计不足 80 人，未饮用的相邻 6 个村庄，死亡人数超过 300 人。为了表彰老中医楼樟法的治病救人，义乌县政府还特意给他颁发了“济世救人”的匾额，赞许他做出的贡献。
为了消除霍乱病毒，当时民众在每口井投入石灰 50 斤，街道泼洒 5% 石灰水，借此消毒，杀灭霍乱病毒。同时，藿香、苍术、陈皮煎汤，配合大蒜捣汁服用成治疗霍乱病的药汤。服用此大锅汤的民众，霍乱死亡率从 51% 降至 11%。
1942 年日军轰炸云南保山之后，当地郎中连夜支起百口大锅，根据《滇南本草》记载的防疫方剂，用板蓝根、蒲公英、金银花等数十味草药熬制的汤剂，为逃难百姓提供免费汤药。根据《保山县志》记载，在抗战时候，服用人群伤寒发病率较未服用者大约降低 73%。
这些疾病治愈奇迹的背后，也是由于“大锅药”有多么神奇的疗效，却是这些中药材精准契合了当时的防疫需要。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这些草药中的有效成分能抑制多种致病菌的生长，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同时，老百姓集体服用“大锅药”，也有了心理上慰藉，减少对疾病的恐慌情绪，再加上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形成了“药物 + 行动”对细菌战的双重防护。
抗日名将周保中 1932 年 5 月起任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议，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对日军作战屡立战功，指挥过两克安图、三打宁安等战斗。1933 年，周保中带一 - 支小部队遇袭，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打退敌人后，“跟随他的胡仁同志，审视伤情，幸而肠子未打穿。就宰了一只老母鸡，拔下鸡毛，剥掉鸡皮，又把周保中同志的伤口洗净，刮掉烂肉，敷上鸡皮，用布带缠好。事后周保中同志的伤口竟然未发炎, 在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后，休息了十几天，他的伤口居然奇迹般地愈合了”。这种用鸡皮作生物敷料疗伤的方法，在清. 赵濂《伤科大成》中有记载:“伤破肚皮，而肠脱出者，医者先剪去指甲，免碰其肠，将温水和麻油，浴暖外出之肠，轻轻揉进。….. 以油线浅浅缝其口，太深则伤内肉。封金疮药，贴活鸡皮，加布扎好，服通肠活血汤。”多个日夜，直到日伪军撤走。
后来周保中任军长的抗联第五军，较为注重医疗卫生，用中医比较多。这些中医都是自愿参加抗日的，带来了很多秘方。他们自己采来中草药，也有少量是买来的，制成膏药、药粉等，给伤病员连服带用”。中医药和民间疗法在战争中大显奇功，“如用干茄秧和艾蒿熬水洗冻疮，办法很灵，洗一次，敷 1 个多月的时间，手、脚、脸上的冻疮就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