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医的话题总是吵翻天。有人说它是“中华瑰宝”，有人骂它是“过时的老古董”，都几千年了，还在抱守残缺！一些反中医者一提到中医，脑子里立马蹦出“望闻问切”“阴阳五行”这些老词儿，觉得这就是全部。我们是否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就轻率地将一门绵延数千年的医学体系打入冷宫？如果现代医学的“科学”标准是唯一真理，那么为何全球仍有数十亿人依赖传统医学？
中医无言，品格自现！中医保护了中华民族 5000 年！中医呵护下，中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长时期的传染病；而欧洲历史上却出现过猖獗了 3 个世纪的鼠疫，由于西医的无能，在长达 3 个世纪里大面积的欧洲人死绝！而在中国，即便在“非典”猖獗的时期，由于中医的诊治与防治，及时的控制了“非典”在中国的蔓延，并且，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都是喝中药预防的！中医功高盖世！这也就难怪国际反华势力大肆否定中医，它们背后的阴谋就是：迷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否定中医、辱没中医、削弱中医，以便在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发动新一轮“细菌战”时，使中国人因得不到中医诊治而大范围死亡！
让我们先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有效”？当一位患者通过针灸缓解了多年的偏头痛，或者用一副中药调理好了反复发作的湿疹，这是否算作疗效？如果算，那么这种疗效是否因为无法用双盲实验完全解释就被否定？我们是否陷入了“科学至上”的傲慢，以至于忽略了现象背后的复杂真相？
现代医学擅长处理急性病和器质性病变，但面对慢性病、功能失调或身心交互的疾病时，是否显得力不从心？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当西医说“病因不明”时，中医的“气血不和”“肝郁脾虚”是否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框架？如果一种理论能指导实践并取得效果，它是否仅仅因为语言体系不同就被判定为“不科学”？
有人会反驳：“中医没有临床数据支持！”但这是真的吗？截至 2025 年，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数百种中草药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代码，针灸更是在欧美多国被纳入医保体系。当西方顶尖医疗机构开始研究经络和草药的有效成分时，我们是否还在用“老祖宗的东西”这种轻蔑的语气谈论中医？
更进一步，中医的“治未病”理念是否超前于现代预防医学？《黄帝内经》中“上工治未病”的思想，与当代健康管理强调的早期干预何其相似这并非说中医完美无缺。药材质量参差不齐、庸医滥竽充数、理论传承断层等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是否是中医本身的错，还是市场化与监管缺失的后果？我们批判中医时，是否混淆了“体系缺陷”与“人为弊端”？
现在我们来看看国内那些反中医的人吧！2014 年 1 月 18 日，以舟子、祚庥、功耀等一众所谓的社会名流，精心地策划了“上海第一届反中医大会”，并且高调地成立了“反中医联盟会”。
这次医学界﹑新闻界大咖云集的“学术大会”，将中医学批判得一无是处，如同草芥。更有甚者，某些厚颜无耻的“智障人士”，视中医药为中华文化的最大“毒瘤”，甚至狂妄至极地宣称要将中医药拉下科学宝座，逐出医保系统。
中医佑护了中华民族 5000 年，其中形成的系统理论和精湛医术，更是博大精深，叹为观止，中医成了世界级的瑰宝之一。中医形成的历史时间远远早于西医，毋庸置疑地说，中医是西医的鼻祖，西医的由来，借鉴于中医。
而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在中医发源地的中国本土，却“离奇”地出现了“反中医联盟”，真是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
网上诋毁中医的境内﹑境外网络水军此消彼长，他们居心叵测地发表了大量的“软文”，甚至不遗余力地公然批判中医学，其罪恶的目的，自然昭然若揭，他们极力地在中国大肆搞臭﹑搞垮中医，从而确定西医在中国形成无法撼动的局势。
这些反中医的人员要么丧失了良心，要么根本不理解中医，他们对中医的理解连日本人都不如！宋本《伤寒论》作为《伤寒论》研究的重要版本，其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然而，其学术发展历程却鲜为人知。明万历 27 年，赵开美翻刻了宋本《伤寒论》，这一版本随后传入日本，恰好正值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在此之前，日本主要流传的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然而，自赵开美翻刻本传入后，它逐渐吸引了日本学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传入背景方面，宋本《伤寒论》在明万历时期被翻刻后传入日本江户时期，通过频繁的中日交流及日本闭关锁国时期的开放港口政策，医籍得以大量流入日本。尽管江户时期日本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但长崎港口对外开放，允许与中国商船进行货物往来。据记载，江户时期中国出版的书籍有七八成以上都已传入日本，速度之快，往往新书问世后几个月便能抵达日本。此外，日本对古医书的珍视态度也促使了大量珍贵医籍的流入。
《伤寒论文字考》是清代日本伊藤馨撰写的一部伤寒金匮类中医著作，成书于日本嘉永三年（1850）。文字考卷首有丹波元坚序，卷末载唐泽悖跋。上卷考证“伤寒卒病论”、“望齐侯之色”、“中以保身长全”、“阴阳会通”、“厥阴病名义”、“抵当汤名义”等三十九条；下卷考证“脉阴阳俱紧”、“痢咀”、“寒分”、“失气”、“一壮”等四十六条。续编有野间成纪序，卷末载中岛重跋，上卷考证“当今居世之士”、“勤求古训”、“促命期”、“作字义”、“必字用法”等三十七条；下卷考证“谵语”、“转属”、“有热字说”、“承气汤名义”、“脾约”等二十九条。
《古文伤寒论》是日本医家桃井安贞编著、吉益为则（东洞）删正的中医伤寒金匮类著作，成书于日本宽政四年（1792 年）。该书以恢复张仲景《伤寒论》原貌为宗旨，主张剔除王叔和所撰次版本中的阴阳、脏腑及病名理论，认为此类内容属空论臆说，并将《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痉湿喝》四篇定为后世增补部分加以删削。
书中采用白宇黑框标注王叔和增补内容，黑字保留仲景古文字。现存日本刻本藏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
全书以白宇黑框表示系叔和所增内容，黑字表示仲景之古文字。作者认为王叔和撰次《伤寒论》中有关阴阳、脏腑、病名的理论均属空论臆说，难于应用，决非仲景本意，而《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痉湿喝》四篇则为后世所增补，虽间有古文，但缺于方治，故主张删去，以复《伤寒论》之旧。
在民国时期，日本关于《伤寒论》的医籍在中国有过一次小规模的出版热潮。根据整理，当时共出版了 21 种日本伤寒医籍，这里的“种”是按原著来算的，不同译本或不同版本不重复计数。有些书是两种经典合在一起出版，比如《日本汉医伤寒名著合刻》就属于这种情况。为了准确反映出版情况，还对一些史料做了补充和修正，比如补全了作者信息、补充了漏掉的版本，以及把重复刊行的版本合并计算。另外，有的书原本归在“方书类”，但其实完全基于《伤寒杂病论》编排，也被纳入统计。
这些日本医籍的出版时间，集中在 1920 到 1939 年之间。这段时间正好与中国第三次伤寒研究的高潮重合，也与《皇汉医学丛书》在 1936 年的出版有密切关系——大约一半的日本伤寒医籍都收录在这套丛书里。有意思的是，很多书不仅有一个版本，比如《皇汉医学》就有 9 个版本。这说明，当时出版并不是偶然，而是有需求、有推动力的。
这些医籍的原著，大多成书于 18 到 19 世纪，作者多为日本汉医中的大家，如吉益为则、吉益猷、丹波元简、丹波元坚、浅田惟常等。其中光是吉益、丹波两家父子的著作，就占了 11 种。不过要注意，这 21 种书只是日本历代伤寒著作的一小部分。根据何廉臣的统计，日本伤寒书有 80 种，这次出版的数量只占了四分之一，可见出版是有选择、有目的的。
日本医学界的泰斗大塚敬节说出这样一句话，“以前我们向中国学习，也许不久后就是他们向我们学习了。”
这句话很扎心，但又很中肯，发人深思！
汤本求真被称为“汉方医学中兴之祖”，中西医结合的日本先驱。汤本求真，日本明治 9 年生人。父为石川县鹿岛郡寒村一富农，曾热望其长大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所以，他放弃律师之志，报考了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现在的金泽大学），攻读西医。
1901 年，25 岁的他大学毕业，回乡当了一名医生。当时，只有学西医的人，才能取得医师资格证。
他家境富裕，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诊所。就在其事业蒸蒸日上时，家庭却连遭不幸。先是家境渐衰，后是家人离世。1910 年，恐怖的痢疾疫情在汤本家乡蔓延。
这是一种让人腹泻致死的烈性传染病。1893、1894 年 2 年间，日本 15 万人患此病，导致 4 万人死亡。汤本所学西医，尚不能有效治愈此病。但作为医生，他不能见死不救。
更倒霉的是，日日外出巡诊的他，把病毒不慎带回了家。一天，他巡诊结束回家后，看到 4 岁的女儿躺在妻子的怀里，高烧不退，已经奄奄一息。
痢疾这个传染病，也是个烈性瘟疫。它潜伏于体内时，先是不动声色，寄生于肠壁，悄悄繁殖。但一旦发病，则病来如山倒。
病人常常突然病发，一日十几次大便，便呈绿水状，带脓或血，伴随高烧。
很快人就脱水而亡。虽然身为医生，汤本却无法挽救女儿。
施治无效，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撒手人寰。不久，汤本的爷爷奶奶也因痢疾而逝。
短短时间，一连串的打击。一家老小 3 个亲人被瘟疫夺走性命，这在任何人都是无法承受之痛。
巨大的恐惧、灾难和绝望感，笼罩着这个医生之家。
“我悔恨自己所学之西医，回天乏术，在家中烦闷焦躁了几个月，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
汤本后来回忆，是一本书振奋了自己。偶然的一个机会，他看了日本著名中医和田启一郎的著作，发现中医在治疗西医认为的“不治之症”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他茅塞顿开，马上找这位名医拜师学艺。之后，他潜心钻研，将余生全部精力投入对中医的研究和复兴之中。后来，他在神户市开一诊所，专门医治那些靠西医无法治愈的顽疾。
并在医界首创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疗法。其疗效堪称神奇。不久，他又在东京开一中西医结合的诊所。
后来，一名被他医治好的律师，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帮助，支持他把这种中西医结合的伟大创举，总结出来，出版成书，以泽后人。这就是被日本奉为国宝的汉医典籍《皇汉医学》。汤本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
“余少以亲命学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明治三十四年卒业，旋供职医院，嗣复自设诊所，从事诊疗。至明治四十三年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着之《医界铁椎》，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用力既久，渐有悟入，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无如举世之人，竞以欧美新医相矜炫。中医之传，不绝如缕。此余所为日夜悼叹者也。既以稍明此学，不忍终默，窃欲振而起之，故不揣浅陋撰为是书，以俟天下具眼之士。”
汤本求真作为一个西医竟然救不了女儿的命，眼睁睁的看着女儿死去，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啊！于是立志去学中医，并对中医用了很中肯的评价：“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无如举世之人，竞以欧美新医相矜炫”，中医确实很旧，产生于几千年前，但如能掌握奥妙，远远胜于现代的西医；现在很多人以欧美新医相矜炫，这其实是他们理解不了中医而已。
汤本求真对中医的评价无疑是很客观的，他对中医的认识与我们国内的两个伟人居然是相通的。这两个伟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毛泽东。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不仅对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中医学亦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他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 21 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进而提出“中医的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等观点，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20 世纪 80 年代初，钱学森相继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三大科学思想体系，目光所向几乎涉及到当今自然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他以独特的睿智首先肯定了中医理论，并发现了传统中医的特殊价值。
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发表极具鼓舞人心的预测：“21 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因为中医的理论发生于近代科学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它也不知道什么是近代科学，更不知道什么是现代科学。
所以，它反而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和束缚，也就是不受还原观的束缚，因而中医的理论倒是系统论的，从整体出发的，它的长处就是它的整体观、多层次观。
钱学森在谈到中医理论对创建系统学的启发时说：“对于系统这个概念，我们的认识在逐步深入，现在深入到巨系统。巨系统又分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叫简单巨系统，另外一种叫复杂巨系统。
中医研究属复杂巨系统。人体是一个开放性的和有意识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说：“人体作为一个系统。首先，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与外界是有交往的。比如，通过呼吸、饮食、排泄等，进行物质交往；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进行信息交往。
此外，人体是由亿万个分子组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小系统，也不是一个大系统，而是比大系统还大的巨系统。
这个巨系统的组成部分又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异常复杂的。所以是复杂的巨系统。”钱老还指出：“因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必须重视意识对人体其他部分的反馈作用。当前对于如何处理复杂巨系统，在系统学中还没有成功的理论。”
“我认为中医治病比纯粹的直观又进了一步，它是把经验的东西加上古代的哲学，即古代人是怎么看周围世界的，所谓阴阳、五行、八卦等。这就形成中医医师看病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
这种理论古代有文字记载，老师可依此教学生，学生也能学会。”中医的优势，“即总体的辩证地看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医就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我认为，这是中医最大的优点。
“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
1980 年，卫生部中医局局长、中医专家吕炳奎就中医学研究问题写信给钱学森。钱学森对这封信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于 1980 年 8 月份复信给吕炳奎。
在这封信中，钱学森比较了西医和中医的两种不同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分析法和综合法，指出了西医研究中的弊病，大胆地提出了“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现代化，而不存在什么其他途径。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这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中医学研究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钱学森提出中医现代化是祖国医学的发展方向，是有依据的。他认为：
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在那时，为了深人研究事物，把事物分解为若于组成部分，一个一个地去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就在于此。
然而，这一缺点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了大约 20 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所以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很推崇中医，1958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做出批示中指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批语意义深远。一是，彰显出毛泽东对中国医药学的科学认识和论断，熔铸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战略家的思维、理想、信念、情操、真知灼见和博大情怀。二是，具有扭转乾坤的划时代意义，使过去西医反对中医，认为“中医是封建医”“中医不科学”，歧视、排斥中医的状况，在这一科学论断的深刻启发和引导下，开始重视和加强中医药学研究。三是，成为我国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行动纲领，极大鼓舞了广大西医学习中医。四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卫生工作、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为开创中西医结合研究和创造统一的新医药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好学勤思，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千古伟人。历来重视、研究和传承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又潜心学习研究现代科学知识。
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和女儿李敏撰文说，他是“从细胞学到进化论, 从星云学说到奥林巴体，从化学反应到光合作用，从火成说到水成说，从季风理论到太阳系学说，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量子说到基本粒子，从原子能技术到人造卫星技术，从西医到中医，从水利到气象等等，凡是现代科学知识，只要毛泽东能找到的他都学到了。”
1913 年，20 岁的毛泽东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说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医理各有特点等。
1932 年，毛泽东到福建汀洲福音医院住院休养其间，有一次傅连暲（福音医院院长，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等，长期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陪同毛泽东在山上散步时，看到很多松树的树干上挂着一条条黄色半透明的胶汁，毛泽东对傅连暲讲，这种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树受伤了，用自身流出的胶汁来治疗。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毛泽东不是医生，却由这一现象，道出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
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能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和充实现代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可见毛泽东不但熟谙中医针灸，对现代医学也甚为通晓。1934 年，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就讲:“毛主席是很熟悉医药卫生的。”
1953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讲道：“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同年 12 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开会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足见他对中医的了解和认识。
可是现在国内的一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在拼命的诬蔑中医不科学，可是人家却利用中医在大赚世界的钱，你说让人痛心不！如果一般老百姓这样说也就罢了，关键的是一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网红也一直攻击中医不科学，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反中医联盟”仅在中国境内反中医，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反中医？答案不言自明。试问在美国星罗棋布的上万家中医机构，在韩国、日本﹑新加坡等 100 多个国家组建的众多中医研究机构，有谁去反？有谁胆敢去反？敢反一个试试，轻则丢了乌纱帽，重则会予以法办。但为什么这些居心叵测﹑颠倒黑白的弄臣，却敢于在国内大行其道，妖言惑众，蛊惑人心？
“反中医联盟”成员，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无故挑起事端，而不受法律的制裁？这群人“逼格”甚高，是社会上流人士。但无利不起早，相信他们绝非吃饱了无事可做，绝非主动去关心群众的疾苦；绝非因探讨学术之争，而去追求深层知识。那他们这般“鲜活”地从幕后跳到台前的粗劣行为，究竟意欲何为？答案呼之欲出，无非是万恶的资本牢牢地操控了他们。
资本势力所豢养的这支“虎狼之师”，正在不遗余力地诋毁着中医药，妄图逐步对中医进行逐步地肢解与蚕食。中医是佑护中华民族健康，祛除恶疾之根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然而就在今天，这个国之脊梁业已病入膏肓，佝偻弯曲。
想想中医的日渐衰落，与资本的运作不无关系。如果中医在国内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与扩张，势必会严重影响到那些“幕后推手”的既得利益，一些利益财阀和一些利益获得者之所以拼命地对其进行疯狂地打压与排挤，恨不得挥刀而斩之，是因为有巨大的资本在幕后进行运作与推动，而中医仅靠一腔的爱国热情，没有任何资本的注入与扶持，必定会将有限的“能量”一点点的耗尽，直到灯灭油尽﹑鸟尽弓藏之时。
西医的尽头是金融，而中医的尽头却是慈悲——这句话确实精准，不但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而且还揭示了为何国内外资本势力要疯狂剿灭中医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有国才有家，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来捍卫国家的神圣尊严，奋起反击一切诋毁、歪曲国家的不当行为，让我们一起携手对“反中医联盟”进行“反绞杀”，让一切蚕食国家利益的“怪相”无处遁形，让那些趾高气扬的弄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
国医大师邓铁涛：中医并非落后，而是超前了，所以西医看不懂中医。至于为什么说中医超前呢？在 1600 年前，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两个医学诺贝尔奖，1928 年查尔斯·尼柯尔发现虱子是斑疹伤寒的传染者，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山水间多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便钻入皮里……两人说的病症都是由立克次体感染导致的急性病症。
第二个诺贝尔奖，便是屠呦呦的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不过这种药在《肘后备急方》也有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这两个诺贝尔奖，也证明了中医可行性，早在 1600 年前，古人就已经研究出了许多病症，从理论上来讲，超前了。
中医就是中华民族的医术医道，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最终形成了中医的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认为应该做到“天人合一”，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养生、治病，反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通过望、闻、问、切等方式诊断疾病，在开方下药时讲究因人而异，补虚扶弱，及其注重个体的差异性。几千年来，中医很好地守护了中国人的健康，为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清朝末年以来，由于科技落后，西学东进，西医流行，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医过时了。在西医的冲击下，中医一度到了补废的地步。幸好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加上中医确实有用，于是中医才能以保留并继续发展。
特别是在抗击非典、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医中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全程参与了疫情的防控，发挥中医未病先防、辨证施治的特点和优势，筛选出“三药三方”，形成了极具疗效的诊疗方案，极大降低了新冠病毒的发病率、转重率和病亡率，极大提高了治愈率，为成功防控疫情作出了重大贡献。也让世人重新认识了中医药的伟大。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记载的瘟疫至少有 300 次以上，每一个都是中医与瘟疫进行了殊死搏斗，一次次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在长期同疫病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系列先进的中医理论和诊治办法，比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温热论》等经典著作，形成了丰富的诊治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医的科学传承和创新发展。
特别是《伤寒杂病论》的出现，更是将中医诊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1800 年前，一代医圣张仲景所处的时代，民生疾苦，疾病流行，瘟疫频发，他家一半的人都死于瘟疫。有鉴于此，张仲景发奋研读《黄帝内经》《阴阳大论》等古典医学名著，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博采百家之长，最终创作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中医名典。《伤寒杂病论》的出现，使得中医逐步走向正规化，将中医推向了新的高度。
后世的中医，在学习传统经典的同时，将《伤寒杂病论》作为了开方抓药的基本遵循，基本上都可以从《伤寒杂病论》上找到出处。因此，《伤寒杂病论》又被称之为“万方之祖”。在 1800 年后的今天，从《伤寒杂病论》的经方中传承而来的抗疫中药，又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大放异彩，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医永远不会过时，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反而值得我们后人多学习。